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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1年—2004年 接轨国际时期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 入世后的中国改革开放与入世前的改革开放具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说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自觉、自主的，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中国是在摸索中前进，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那么入世后，开放是全方位的，参与国际竞争需要遵循国际规则，参照国际惯例。 中国入世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作出了重大调整。这为跨国公司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和企业自身发展规律进入中国投资经营创造了前提。对跨国公司来说，中国是其全球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2002年的中国重大并购事件几乎每一个都是与国际资本市场相联系，那种孤立的由政府分工来安排重组方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 2001年 这一年被称为“信用年”。凑巧的是这一年中国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美国认证协会主席米洛•葛若说：“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的印象，首先是企业产品的质量，其次是政府的信用，然后是一个良好的法律的保障，综合起来的信用是我们作出判断的眼睛。” 从12月1日开始，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信用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不讲商业信誉，搞技术欺骗、合同欺诈，破坏中关村信用形象的企业将被列入“黑名单”。
2001年2月9日，针对股市问题，新华社发布通稿《风物长宜放眼量》。
2月20日，中国证监会决定B股市场向境内开放，随后股市开始运行牛市最后一个上行的衰竭浪。 2001年10月22日，暂停国有股减持，股指企稳反弹。
作为国内较早推行六西格玛的企业，中兴通讯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引入六西格玛，2002年作为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全面实施，在中国的六西格玛之路上，中兴通讯无疑是第一个吃螃蟹者。
★ 2002年3月，国家有关部门透露了青岛国有企业批量试水MBO一事。
4月下旬，TCL集团完成股份制改造，惠州市政府持股比例从58％下降到40.97％，TCL管理层获得25％的股权，从而完成了非完整意义的MBO(Management Buy-outs，管理者收购)。
6月，长虹传出意欲实施MBO的计划，但在媒体炒作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后，这一计划搁浅。
9月，中国康辉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在其分支机构已经实行MBO的基础上酝酿总社MBO事宜。 10月16日，鄂尔多斯股份发布公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与东民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鄂尔多斯集团国有股全部转让给东民公司。按此协议，鄂尔多斯管理层则全面实现对集团的MBO。其资产之大，收购之彻底，可谓国内之最。
11月，黑龙江乳业集团公司MBO改制行动拉开序幕，黑龙江省投资公司对集团的资产评估已基本完成，但更具体的改制方案还在研究。
11月，胜利股份发表公告说，公司的MBO方案已获财政部批复同意。这是中国证监会颁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后首例管理层收购。
11月中旬，利宝资本俱乐部正式挂牌，这是国内第一家开放式MBO基金俱乐部。
12月1日，由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公布的第一个关于MBO的政策规定，自此MBO将进入强制信息披露阶段。时任国资委副主任兼党委书记的李毅中在2002年11月份的一次讲话中透露，国资委结束对全国23个省、包括16个中心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改制成功的国企达85%。 2002年6月23日，停止国有股减持，引发6•24井喷，股指随后见顶回落。 2002年10月9日，中国联通A股上市仪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A股上市为CDMA的发展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中国联通成为国内首家在香港、美国、内地三地上市的电信运营企业。 2002年10月22日，搜狐宣布全面赢利。随后，新浪、网易也相继宣布赢利。网络公司逐步建立起明确的赢利模式，赢利手段日趋多元化。
★ 2003年，MBO属于杠杆收购(LBO)的一种，是1980年由英国经济学家麦克•莱特发现并进行规范化定义的企业收购方式。“2003年将是中国的MBO年，这将是一场资本和企业家的盛宴。”但是现在听起来似乎还没有到一语成谶的地步。
★ 2004年 2004年2月2日，《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股指越过2003年高点1650点继续上行。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教授郎咸平成为该年度的风云人物，他将枪口对准了MBO：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民企杀手”所过之处，老板心惊肉跳，股市因“郎旋风”再掀波澜。 对此，国资委研究室2004年9月29日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推进国有大企业的改革，必须坚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改革方向，重要的企业由国有资本控股。实施管理层收购并控股，是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这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利于建立市场化配置经营管理者的机制，不利于维护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与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股份制改革的方向不相符合。6月，一周之内，有“世界第一CEO”之称的GE前CEO杰克•韦尔奇与中国企业领袖进行的尖锋对话和战略大师波特的演讲在中国“扎堆儿”。
6月，美国首任华裔劳工部长赵小兰飞抵北京，她要求中国外资企业按国际惯例提高员工待遇，许多中国人从她那里第一次听说SA8000——国际劳工组织制订的劳工权益保障体系。
11月16日，第一百货和华联商厦合并，成为国内第一例上市公司吸收合并案。均是全国商业巨头的两家公司公告称，合并后的上市公司将走连锁经营的发展战略，目标定位于全国连锁经营的龙头企业。 2002年是“空降兵”受到重创的一年
吴士宏 1999年年底在TCL任职，2002年年底决定离开。 李汉生 1999年5月加盟北大方正，2002年8月离职。
陆强华 1996年在创维集团任职，2002年拉上队伍“空降”高路华，后创办人众电器有限公司。 黄骁俭 2000年从SAP“空降”金蝶，2002年又重返SAP。
（3）
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建立。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成就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集团。
出于做大做强企业的良好愿望，许多企业开始尝试多元化经营。有的企业实施行业上下游产业链的整合，有的则进行相关甚至非相关多元化运作。
同时一小部分的中国企业如长虹、海尔、TCL等开始高擎国际化大旗，进军国际市场。
如同企业各自发展的混乱局面一般，此时企业的管理层面也是参差不齐——有的企业内部管理效益亟待加强，企业要解决的主要是战略方向定位、组织结构与职责界定、精细化管理等问题。
有的企业开始大力发展资金运作、资本运作和品牌运作，这一阶段企业面临的是整体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问题。
还有的企业在高喊是企业文化，这也就是创造企业整体附加值的阶段。这要解决的则是如何可持续塑造“百年老店”的问题，但是中国企业平均寿命又是多少呢？
★ 1994年
1994年初，柯达高层向中国政府表达了全行业收购中国感光材料工厂，在中国建立世界一流水平感光工业的意图。经过近4年时间70多轮艰苦谈判，这场涉及5省2市7家企业的“全行业”合资终于在1998年3月以“98协议”的面目呈现。因几乎涉及中国整个感光行业，柯达的这一“全行业合作”被称做“柯达模式”，并成为中国引进外资史上空前绝后的案例。
1994年7月30日，中国证监会宣布三项“救市”措施：1、年内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2、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3、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这就是著名的“三大政策”。
★ 1996年
“十四大”之后，中央政府选择了100家大型国企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1996年底，5000多家国有工业企业完成公司化改造，少数国有企业发行股票上市交易。
1996年，胡志标先花450万元请成龙拍出“爱多VCD，好功夫”的广告片，又花8200万元投中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后的5秒标板。1996年产值达到2亿元，1997年就猛蹿至16亿元。1997年年底胡志标以2.1亿元的标价成为CCTV1998标王，最终却因诈骗获罪有期徒刑20年。胡志标的坠落具有震撼性，被认为是草莽时代的终结。营销草莽主义的症结在于，过度地把营销的作用放大了。从今天看来，爱多的广告仍然是相当精彩的，爱多的许多策划仍然是闪着光亮的，尽管许多专家们提出爱多只有知名度，没有美誉度。
1996年，王府井百货大楼为了重振昔日“中国第一店”的雄风，邀请了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为其设计集团的主业连锁经营方案；同年，请安达信咨询公司开发了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1997年，请麦肯光明广告公司进行了市场营销和广告总体策划。随后在遭遇了几次挫折之后，不得不偃旗息鼓。
1996年11月15日，实华开公司在北京首都体育馆旁边开设了实华开网络咖啡屋，这是中国第一家网络咖啡屋。
1996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股市应声下跌，随后出现巨幅震荡。
★ 1997年
1997年，美国《家电》杂志公布全世界范围内增长速度最快的家电企业，海尔超过GE、西门子等世界名牌，名列榜首。
1997年，沈阳飞龙总裁姜伟在闭门思过两年后，归纳出二十大失误。其中一大失误是“管理规章不实不细”：在六年的发展中制定了无数条规章和纪律，但这些规章大部分没有严密的具体细则，没有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导致有规难依的局面。实际上，在“飞龙”这种家庭色彩很浓的企业里，订的制度不过是空话。
会计师出身的英国人胡润带着他的助手跑了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查阅了100多份报纸杂志，然后推出了第一份中国富豪排行榜。有人评论说，虽然为中国富豪排名的实际意义还远不如它的象征意义，但排行榜中民营企业的成长和变迁则反映了我国制度创新的巨大成就。
纯粹从标王意义上而言，秦池的姬长孔比胡志标更有资格。1985年，孔府家酒在山东电视台投放广告的时候，引来强烈的批评，被斥之为“败家子”的做法。多少年后，秦池的成功还没有彻底让许多人信服便短暂的收场了。秦池的落马，更多地被归结于1997年初的“勾兑事件”，是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
1997年惠而浦从与雪花合资的项目中撤出，代价惨重，3300万美元投资最终仅仅收回200万美元。但不退出将极有可能是更大的泥潭。
1997年2月，瀛海威全国大网开通，3个月内在北京、上海、广州、福州、深圳、西安、沈阳、哈尔滨8个城市开通，成为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民营ISP、ICP。
★ 1998年
1998年3月25日，张瑞敏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坛，“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的案例正式写进哈佛大学教材，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登上哈佛讲坛，中国企业以成功的业绩第一次被写入哈佛案例。
1998年11月30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亚太地区声誉最佳的公司评比中，海尔位居第七，是唯一进入前十名的中国企业。
1998年秋天，如日中天的实达各项业务全面出击，销售业绩开始滑坡，管理层顿感多产品营销管理力不从心。一个偶然的机会，总裁叶龙认识了麦肯锡的专家，他决心在中国IT界吃一次螃蟹。以300万元的价码请来的世界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提出了几个方案，叶龙选择了一个大胆的、但难度更大的改革方案。但是，这个符合国际性企业管理体制潮流的方案，最终在实达遭到了失败。从1999年1月1日体系运行到1999年5月宣告失败，实达又回到了改制前的状态。
★ 1999年
1999年7月1日《证券法》实施，指数冲高回落。
1999年7月13日，中华网在纳斯达克首发上市。作为在美国纳斯达克第一个上市的中国概念网络公司股，中华网引起投资者对中国互联网市场的好奇，更极大地刺激了其它谋求上市的互联网公司的热情。
1999年9月9日，证监会发文允许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上市公司进入二级市场进行流通股票投资。
KPI管理模式是国际上广泛采用的先进管理模式，自1999年正式引入我国后，受到国内企业界普遍的关注和欢迎，一些国有企业已率先在KPI管理模式方面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KPI管理模式通过对关键业绩指标的考核和管理来评定和改进员工个人、所在部门及企业整体的综合绩效。
1999年，马胜利开始自我批评，总结出有名的“十大失误”，主要包括头脑发热、骄傲情绪、用人失误、盲目承包、市场失策等，经媒体播布，广为人知。
★ 2000年
CEO一词最早出现在网络热潮中。此后，张瑞敏、陶建幸、倪润峰也纷纷加上了这样一个时髦又不那么说得清的头衔。
2000年5月19日，美国科尔尼管理顾问公司、《财富》杂志集团等评选 “全球最佳营运公司”，海尔是亚太地区企业唯一得主。
2000年6月21日、22日，中国联通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美国纽约交易所、香港联交所发行股票。
2000年11月2日，吴敬琏针对10月“基金黑幕”事件发表文章《证券市场不能黑》，引发“股市大辩论”。
2000年，中国股市上市公司超过1000家，总市值4．6万亿元，约占GDP的50％。
2000年4月13日，新浪网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开始挂牌交易。6月30日，网易挂牌纳斯达克，发行当天跌破上市发行价。7月14日，搜狐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三只中国门户网站齐聚纳斯达克。
在2000年前后，科利华一度曾被认为是中国IT业升起的新星，曾被美国《商业周刊》誉为“中国软件市场决定性力量之一”。《学习的革命》一书，使得科利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CSC电脑家庭教师”软件同时走进了千家万户的PC。那年，科利华创造了1.2亿元利润的辉煌。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仅仅一年后，科利华的净利润只剩下了2千万元。又过了一年，净利润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达1.15亿元亏损（净利润同比暴跌达613%）。
被中国商学院遗忘的重要一课（1）
26年，对中国企业来说，那是奋斗、追赶、学习并走向创新的峥嵘岁月。
改革开放以后，国企一马当先，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两权分离，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阵痛大于喜悦、失落大于自豪。虽然没有了昔日老大的威风，但渐渐散了虚火，向着拥有现代管理制度的企业迈进，它的意义远远大于“国企”这个名分。
民营企业如今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政策，也得益于自身的努力。从个体户的小打小闹，到一个个模式的形成，以至今天与国企、外企的分庭抗礼，甚而代表着中国企业发展的未来。尽管有分歧、尽管有争论、尽管仍不如人意，但民营企业代表的是先进的生产力，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们感谢外企，从可口可乐那里获得一个气球、从肯德基那里品尝第一块鸡起，中国开始接受了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外企为中国的企业打开了一扇窗，一个新天地。在竞争中、在较量中，中国企业更加国际化、更加走入正轨，而外企也越来越感受到管理本土化的重要性。
外企赖以成功的商业模式和管理经验虽然值得借鉴，却无需盲目崇拜和照搬。日本和韩国企业在学习美国企业管理的基础上，通过结合自身民族文化的特性以及自身的不断创新，创立了众多独具特色的管理理论和技巧，这也许是中国企业的未来。
我们坚信，在不远的未来，中国的模式将成为管理的焦点。
我们走进中国变化巨大的26年，体味的是难以名状的激情，有痛苦，也有兴奋。
1978年—1984年 管理启蒙时期
邓小平说：“你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就要比人家管理得更好。”
这一阶段主要是国企表演的舞台。这时国家和企业一道忙着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推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试行经济责任制，实行两步利改税。
而“张瑞敏们”、“李东生们”则在忙着完成企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其间张瑞敏在喊“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带人砸冰箱；李东生在总结着“边建工厂，边建市场”、“先建市场，再建工厂”的经验之谈。
中国人在太多渴望中迎来了TQM、中美管理培训班，无疑，此时的管理显得粗糙但不乏实用。
★ 1978年
开始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一个拖后腿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不会管理。技术落后，管理技术水平低，在工业上是个很突出的问题。你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就要比人家管理得更好。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很重要。
1977年底，为了重整已到了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中央十分重视工业产品特别是机械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在一边调查研究的同时，国家又组织了中、日企业之间的质量管理理论与实践交流活动。就这样，TQM（全面质量管理）从美、日等国引入了中国。机械工业部于1978年9月举办了第一个“质量月”活动，从此，TQM首先在机械行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随后，专司TQM推进工作的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于1979年成立，进一步推动了TQM在其他行业的迅速开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对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认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而且，“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
★ 1979年
1979年3月，国家经委举办企业管理培训干部研究班，这是新时期企业管理培训史上首次以最高层次命名的企业管理培训班，标志着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管理培训的开始。1979年全国职工教育和培训人数达1000多万，其中进入各种短期培训班的人数有500多万。
1979年6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紧接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就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内容，逐步地在局部范围内开展起来。
北京外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也在这一年成立，它是为在京外商企业提供服务的专业公司。通过这一渠道，许多中国人不出国门也有机会与国外先进的管理亲密接触。
★ 1980年
在接见日本生产性本部副会长、日产汽车公司会长川又克二时，邓小平非常诚恳地说，目前我们最缺乏的是生产管理经验，管理也是一门科学，我们这方面太差了，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要向日本学习，在企业管理方面更要向日本学习，这比做生意更重要。
1980年3月18日，原国家经委颁发了《工业企业全面质量管理暂行办法》，中央电视台举办了全面质量管理电视讲座，全国几百万职工收看了讲座，参加了考试。后来，TQM又在乡镇企业和服务行业蓬勃开展起来。80年代，国家还组织了评选优质产品（即金、银牌产品）、质量管理奖企业和优秀QC小组（质量管理小组）等活动，使TQM在中国出现了一个高潮。
第一期中美管理培训班开课。在当时的大连工学院（后来的大连理工大学）院长屈伯川的争取下，这个被列为技术交流的项目就放在了大连工学院。于是，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就诞生了。美国从全国选了30多位管理学教授组成教学团，中国也从全国各大中型企业、国家相关部委筛选了150多名学员。教育模式是美国的MBA课程教育的浓缩，采用案例教学和模拟决策教学，内容包括组织行为学、高级财务、市场营销等十多门课程。 那些尚在“懵懂”中的学员们大概无法想象他们的晚辈现在对被称为“MBA”的趋之若鹜。
★ 1981年
随着企业扩权试点的发展，人们更多地遇到经济责任方面的问题。于是改革的视野又逐步向经济责任制方面扩展。这一改革从1981年春季开始，由山东省率先在企业中试行。主要围绕国家同企业之间、企业同职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贯彻联产承包、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一改革适应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企业管理模式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化的要求。
1981年沈阳第一机床厂引进了第一套MRPⅡ软件。1990年前后，ERP逐渐取代了MRPⅡ，成为主流的企业管理软件系统。 自此ERP在我国的应用走入了风雨历程。各种类型的企业应用了ERP系统，但效果却大相径庭：有些企业很快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回报；有些企业则由于实施周期长、难度大、反复多等一系列实际问题，经过了较长的磨合过程才得到回报；还有些企业半途而废，不了了之。大多数的企业对ERP这块难啃的骨头还在观望中等待。
1981年，凭着借贷来的5000元资金，李东生成立了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开始了艰辛的创业之旅。1985年年末，李东生带了一班人马到西安利用参加全国邮电系统会议的机会抢订单。令TCL人至今仍耿耿于怀的是，求爷爷、告奶奶，死命推荐自己生产的电话机，好不容易才签下10张订单。屈指一算，还不够一趟差旅费。李东生许多的营销理念：如“边建工厂，边建市场”、“先建市场，再建工厂”等都源自于当时的切肤之痛。
★ 1982年
1982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提出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是党委集体领导、职工民主管理、厂长行政指挥。
1982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的各大商场推销可口可乐，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一时间人潮如涌。据考证，这是中国现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北京各大报纸的标题在今天看来有点耸人听闻：“可口可乐侵入中国，引进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可谁能想到日后的中国企业以做“中国的可口可乐”为荣呢？
★ 1984年
198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并推广江苏省常州市积极贯彻国务院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10条规定的经验，希望各地区各企业予以效仿。随后许多地方政府借鉴常州的经验，在简政放权上采取了新的措施。在这种减少政府直接干预、扩大企业自主权力得到落实的情况下，许多企业改善经营，形成了新的生产力，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企业扩权、承包制和租赁制都没有触及产权改革的问题，企业只是在一定时期享有相对独立的经营权，并没有使自己成为真正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因而较普遍地出现了短期行为。面对这种情况，于是有人提出了引入股份制的设想。1984年5月，在距广东深圳市区50公里的沙井镇万丰村，召开了一次具有特别意义的中共村支部委员会。当时的支部书记潘强恩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发动村民参股兴建工业村。随后它有了一个特定名词：“万丰模式”。
1984年，马胜利出任石家庄造纸厂厂长，以推行承包而闻名全国。为了发展企业，他吸收了横跨全国十多个省市的100多家企业，组建了“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集团年产值曾达到4亿元。
1984年，两个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合并成立了青岛冰箱总厂，由当时担任青岛市家电公司副经理的张瑞敏出任厂长。当这位35岁、身高1.80米的山东大汉第一次踏进这家亏损147万元、几乎一半人想调走的集体企业时，印象最深的就是满车间臭气熏天的大小便，以至于他上班后制定的第一条规章制度就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